但是我不能让自己害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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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:《The Cooked Seed》

作者: Anchee Min

翻译: 半耳月亮

日期是1984年8月31日。现在是中国的午夜和美国的早晨。我将要到达芝加哥。让我觉得恐惧的是我既没有钱,也不会讲英语。在我钱包里的500美元是借过来的。但是我不能让自己害怕。我27岁了,对我来说,中国的生活已经结束了。我是毛夫人的垃圾,四人帮的残渣余孽,这就是说我连被人吐口水的资格都没有。8年了,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枯燥的工作了8年了。我被人为是“煮熟的种子”——没有机会发芽。

坐着穿过太平洋的飞机,我恍若梦中,眼睛睁得大大的。我试图想象着我未来的生活,但是我的脑海却漂流到其他的地方去了。我看见了上幼儿园的我,那里人人叫我臭小孩。我的妈妈又结核病,所以她根本就不能洗我每个月带回去的毯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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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只是时间问题,”妈妈说。她才31岁,可她总盼着自己死。看着她呼吸困难,想着我的外公在55岁死于结核病,以及我的外婆在49岁死于结核病,我没有让我的母亲帮我洗我的毯子。

我带着没有洗的毯子回到了幼儿园。我的老师翻了个白眼。“看看上面的动物爪印!”她一副嫌弃的表情把脸转向一边。我很尴尬。我希望我能告诉她我试着自己做过,但是见到生锈了,根本就不能剪。而且我根本不可能从我的爸爸那里得到帮助。他很少在家。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敲人家的门借钱。他穿着破旧的衣服,在膝部和肘部都打有补丁。当他靠近人群时人们都躲着他。

在又热又潮湿的夏天,小脓包在在我的前额生根发芽。由于受到感染,它们逐渐变多并流出脓水。苍蝇降落到我的头上。我忍住不去挠那些脓包,但是实在是痒得难以忍受。为了降低把细菌传染给别人的机会,我被禁止玩耍并在上课的时候远离人群,特别是在故事时间。

我求我的妈妈带我去看医生。一个脓包已经长到葡萄大小了。我妈妈说她没有钱。她有四个孩子,我是唯一一个没有生病的。

“你的爸爸已经被每个亲戚厌倦了,”妈妈说。“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们。”我亲眼看见我的父母挣扎着付给亲戚,朋友和同事的后期欠款。我们家没有一个洗漱用品。多年以来,我们6个合用一个脏脏的抹布。我们家的每个人都有红眼病。最终,我的妈妈告诉我那丘疹并不会置我于死地。

我们在上海被考虑为中产阶级。我希望我的父母像我们的邻居一样是无产阶级,这样我们可以享受免费医保。不幸的是,我的父母都是老师,因此他们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支持者。被改造是他们的命运。当文化大革命在1965年爆发,我的妈妈被送到一个工厂。她的工作就是在流水线上的模具里把长筒橡胶雨靴拿出来。为了去工作,她每天早晨得转3趟公交车,光这就花了她很长时间。我爸爸工作的地方更远。他在一个打印场做工。

一天,我被送回家,与此一起来的是一张我的幼儿园的通告。公共健康局的检查员很关心我是否会传染。我的父母被告知要“马上行动,”或者政府会来做的。我的妈妈决定无视它。

一个蓝色的在两边涂有红色星星的三轮车在星期一下午将我带走。我被送到医院,一个外科医生摘除了感染的脓包。这个外科手术留下了一个一英尺长的伤疤在我的前额的左边。

当我的妈妈打开绷带的时候,她很惊恐。她抗议她没有允许这次外科手术。“天啊!你毁了我女儿的容貌!”

妈妈告诉我容貌在无产阶级社会并没有什么意义。“你庆幸感谢这次外科手术并没有花钱,感谢共产党和社会主义!”

当我从小学毕业,我还是没有什么朋友。我的衣服上全是补丁,且我的鞋子都散架了。大家竞争着用雨伞和算盘敲我的头,看起来他们似乎是喜欢听算盘击打我头骨的声音。我越躲闪,他们越高兴。我从来没告诉我的父母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,因为我相信他们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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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要把你留在街上!”我的幼儿园老师威胁道。“现在是晚上10点了!你的母亲在欺骗我。我自己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要照顾!”我很害怕。最后,我的妈妈出现了。她太瘦了,以至于她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起来如同鬼影。

在我妈妈发工资的那天。我带着我的兄弟姐妹们在山西路的24号公交站台等她。我们已经挨饿了许多天了。我用我的舌头把装米饭的罐子舔了个干净。我也从公共垃圾箱捡苹果核和吮吸垃圾箱里冰棒。妈妈买面包的想法让我们忍住胃的咕咕叫。当妈妈下公交车后我们高兴的大叫。然而她带来了一个坏消息——她的钱包在公交车上被盗了。

在医院等我的妈妈也是我常做的事情。我的妈妈是非常想要拿到那张允许休息的纸条。所以当她感到头昏眼花的时候,她非常的高兴。我看着母亲将药扔了来确保她的情况不会得到改善。

我的妈妈曾经是个美人。尽管她对自己的美貌并不感兴趣,她被赞扬有一双明亮的印度人的双眼皮和苗条的身材。她特别喜欢古老的中国诗词并且很爱唱,尽管她那虚弱的肺并不能让她唱高音。

另一个强烈的记忆就是在当铺等我的母亲。它有一个巨大的黑门和高高的柜台。我的妈妈踮起脚尖把她的包放在柜台上。在来的前一夜,她修补了衣服和缝了扣子。她在夏天当冬天的衣服,在冬天当夏天的衣服。最终,她没有东西拿到当铺去了。我永远不能忘记当她的东西被拒绝时她那沮丧的脸。

有一次,当一个亲戚给我们买了几件孩子的夹克作为新年礼物,母亲的眼睛一亮。我原本预计着第二天就穿新衣服到学校。但是夹克全都不见了。我的妈妈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夹克去哪里了。我知道她把它们带到了当铺。她一定是说服自己一定能在到期之前把衣服拿回来,但是她从来都没有钱。

我记得我母亲走在雪上的血痕。她脚后跟的冻疮裂开了。她的鞋子使用塑料做的,在冬天就如同刀割一样疼。她买不起一双棉鞋或者袜子。

我跟着我的母亲,走在她的血脚印上。我很吃惊她没有抱怨疼痛。偶尔她的脸很扭歪,然后她无声的哭泣。

Esmeralda

在我启程去美国的前几天,我去了山西路的一个美发廊。它的名字是上海白茉莉。我被告知我的自然的“情景”。

“风格必须与情景相配合,”理发师说。我告诉她我准备去美国。这个理发师不相信的从上到下打量我。我拿出我的护照给她看了我的美国签证。

“美国!”这个理发师声音大到让整个店都听得到。这个发廊的理发师们都放下他们的客人来到我的身边。

“你不能像个农民一样到美国!”一个理发师说。

“你最好披着这浓密的直发不要走在美国人的街上!”另一个回应道。

我赞成。

在严肃的讨论后,这个发廊的理发师决定为我弄一种Esmeralda风格的头型。

我不知道什么是Esmeralda。他们解释道这是上海最流行的一种发型。这是由一部叫做《钟楼怪人》的外国电影里的美丽吉普赛女郎Esmeralda引起的流行。

我感觉去看电影,想看看Esmeralda风格是不是我想要的。这很方便,因为电影院就在发廊一街区远的地方。

我爱上了Esmeralda。我回到了发廊要求他们给我做这个发型。7个小时候,理发师宣布我的Esmeralda头型完成。在这一期间,我忍耐着头发被拉,卷曲,和用吹风机吹干。他们用的化学用品闻起来比粪便还臭。被加热的陶瓷辊棒很重的压在我的头上。最终,我被领回到了椅子。在我看到镜子里的我的瞬间, 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。

“那不是Esmeralda!”我叫道。“这是一筐子水草!”

美国

机长的声音从扬声器传出。我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。我四处环顾,发现在我左右的乘客扣住他们座位上的带子。我也有样学样。

飞机开始下降。我看到窗户外的光线。那美丽让我深深的感动。“腐烂的资本主义和茁壮成长的社会主义”从我的脑中穿过。这就是腐烂的结果?

飞机在接触地面后发出响声。当飞机最终停下了的时候,乘客们发出欢呼。人们一个接着一个站了起来,带着他们的行李,然后离开飞机。

“芝加哥?”我问空姐。

“不是,”她微笑。

“不是芝加哥?”我拿出我的机票。

“这是西雅图。”她提示我不要挡路。其余的话我就不能理解了。

我跟着那些人来到一个大大的过道。我的紧张开始让我窒息。握着我的护照的手开始出汗。

我感觉我不是用自己的腿在走。在我心底的声音比外部的声音更大。这声音就如同一个有松螺钉的拖拉机走在颠簸的路上。

我很害怕被抓住。我不是我说的那样的情况——一个要去美国大学的学生。但是我又有什么选择呢?如果我不撒谎并承认永远效忠共产党,我不会得到一张护照。如果我没有欺骗并如同唱歌一样用英文说出自我介绍,在上海的美国领事馆不会给我一张签证。我就如同一只流血的牛不断往前。我没有时间去害怕直到那个时刻。

我的爸爸担心的要死。他不认为我能成功。没有常识的人,或是有什么会失去的人,会做我做的事情。但是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东西。我是一个被抓住的青蛙,做我的最后一击。我跳进了在我眼前的困难里。

下了飞机后,我开始找女生卫生间。所有的英语记号让我很迷惑。我跟着一个女人走进一个上面有一个穿着裙子的女士记号的房间。我很高兴我到了对的地方。这里没有等待线。我四周看看来确定我来的是我想要去的地方。我进入一个隔间关上门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宽敞和干净的厕所。一卷纸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它是全白,触摸起来很柔软。我在想它要花多少钱。如果它要花钱,我就不会用它的。我坐下来把那卷纸拉了几英尺。我边往四周看边仔细听。没有铃声响起。我不确定我是否能用这纸。我拉了一尺,接着又拉了一尺纸。

我把那纸放到我的鼻子下,问到了一股幽香的味道。也许这是免费的,我想。我用纸轻轻的擦我的后面。它没有擦伤我的臀部。多么奇妙的感受。我成长的地方的纸巾感觉就像砂纸。事实上,那就是我行李箱里的东西——用稻草做的卫生纸。

有不同颜色的眼睛,头发和肤色证实了我确实不再在中国了。我希望我海草型的头发没有冒犯任何人。我排在通往移民局的线上一英尺一英尺的移动。我听见一个在一个小隔间后面叫道,“下一个!”我的心都跳到了喉咙眼了。

我强迫我自己往前走。我的世界天旋地转。我现在在和移民局的工作人员面对面。我想要微笑然后说,“你好!”但是我的下巴仿佛被锁住了。我的眼睛仿佛看到了一幅场景——一组农民试图将一个泥做的菩萨拖到河对面。菩萨分裂成几块然后溶解到水里了。

我摇摇晃晃的将我右手的护照递了过去。

工作人员是一个中年的有着胡子的男人。在他和我说话的时候,一个大大的笑容浮现在他的脸上。这句话我后来才知道是说“欢迎来到美国!”

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我试图呼吸。这个男人是向我问问题还是打招呼?“你怎么样?”是第一次遇到人的时候说的话。但是很明显这不是那个工作人员说的话。我该怎么回答?我应该说,“我很好,谢谢,你呢?”还是说“我来自中国”?

如果这是打招呼呢?我听到“美国”了吗?我认为是的。“美国”的意思是“美利坚合众国,”不是吗?他是在说,“为什么你来到美国?”

我能够感觉到那个工作人员有些不耐烦的看着我。我决定给他我准备好的答案。

抬起我的下巴,我强迫自己微笑。我从我的胸腔说出我能说出的最好的话语:“非常感谢你!”

那个工作人员接过我的护照检查。“安....阿Q?”他说。“阿Q?A...Kee?A...Q?”

在我的护照上,我的名字拼写为“An-Qi”。我没有选择权来拼写我的名字。拼音拼写系统是共产党政府发明的。如果实际上名字发音为“Anchee,”拼音会拼写为“An-Qi。”管理中国语言改革的共产党政府官员相信外国人读“Qi”的时候会发音为“Chee。”没有中国人被允许用其他的方法拼写他们的名字。

我应该回答“是的,我是阿Q”?我不认为如此。“阿Q”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国白痴的名字。如果是“阿B”或者“阿C,”我会很高兴的说是的。但是不是来美国被人叫做白痴的。

那个工作人员再次说话了。这次我不能理解他说了什么。那个工作人员在等我回答。我听见他说,“你理解吗?”声音大了起来。他失去了耐心。

泥菩萨溶解了。河水吞没了它。

那个工作人员怀疑的打量着我。

我鼓起我全部的勇气给了另一个“非常感谢你!”

那个工作人员让我靠近点。他讲的非常快。

我十分恐慌的吼道,“非常感谢你!”

那个男人的微笑消失了。他拿走了我的护照,并没有再问我任何问题。他指着在他背后一个在20尺外的房间,那里有一个门且有一个很大的玻璃窗。

我的世界变得无声无息。我的膝盖失去了力量。

我被送进了一个棕色的房间。一个女士进来了。她介绍自己是一个翻译。她开始说很地道的普通话。“你不会说英语,但是你来这里是为了上大学。你怎么解释这个,闵小姐?”

我作弊了,我告诉她。而且我感到很内疚。

“你的资料上说你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,”这个翻译继续说。“我猜这份资料并不是你自己写的,是不是?我们要把你驱逐出境,闵小姐。”

我崩溃了。“我来美国是因为我在中国没有未来。如果不是很多人在半夜到黄浦江码头,我也许会自杀。我就不会到这里打扰你了。”

“抱歉,闵小姐。”这个翻译看向别处。

“我在中国没有任何盼头,”我哭道,“如果你们驱逐我出境,我就和死差不多了,单单我的机票就花了我15年的工资。因为我,我的家庭正在负债。我求求你给我一个机会!”

“闵小姐,你没有影响这个国家的能力。”那个翻译摇了摇她的头。“即使我们让你通过,你还是不能再一所美国大学生存。你理解吗?你会成为我们社会的负担!”

“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负担。我不需要太多来生活。我是一个很好的劳工。如果我在3个月不能说英语,我将自己驱逐出境!”

“闵小姐....”

“天啊,求求你了,我的脚现在就站在美国这片土地上!我也许不会交流,但是我能画。我会让人们理解我的。看,这是我的画作。我将要去芝加哥艺术学院——”

那个翻译板着脸看着我的画作。

“帮帮我!我将永远感谢你。”

那个翻译咬紧她的下唇。她在看她的表。

“我很抱歉打扰你。”我擦干眼泪。

那个翻译沉默的看着我,接着她突然走出房间。